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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州华人学者解密民国华侨留学档案 四邑儿童构成首批中国人赴澳留学主力(上)

时间:  2018-03-17   作者:    来源:    查看:  0

历史教科书中的留学潮,多是赴欧洲、东洋的官派留学,是容闳、詹天佑等熠熠之名。作为侨乡的四邑(四邑指新会、新宁、开平、恩平等四个县,鹤山划归江门地区管辖后形成五邑)留学生历来众多,为人所熟知的自然也是在青史留名的数人,如航空之父冯如等。然而有一段历史却鲜为人知,上世纪民国初年四邑地区就曾有一波相当规模的赴澳留学潮,可谓构成中国赴澳留学潮流的第一波。如今,这段史实空白将被填补。


过去数年,旅澳华人学者、悉尼科技大学中澳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粟明鲜博士奔走于澳大利亚各地,透过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相关档案检索查阅,在繁浩的档案中抽丝剥茧,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从久无人问津的静寂中走出来。


这个由五邑大学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所支持的“民国粤人赴澳留学研究”出版项目,去年已经完成中山卷档案的出版工作,而留学生最多的四邑地区则计划形成台山、新会等独立数卷成书,有望在今年底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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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捞针”探寻档案 填补华侨留学史空白

粟明鲜是中山大学1978级历史系校友,研究生毕业后曾短暂在暨大以及中大任职,后赴澳留学并移居澳州。如今在澳经营旅馆的粟明鲜,从未放弃自己所喜爱的研究工作,除了兼职于悉尼科技大学外,还追随自己的学术兴趣开展华人华侨史等研究,“别人做过的我不做。”如他所说,他目前正在做的民国期间广东赴澳留学档案解密将填补一段史实空白。

粟明鲜向南都记者介绍,在民国初年(1910-1930年代),广东赴澳留学的有数百人之众,以自费留学的儿童为主,俨然形成中国赴澳留学潮流的第一波。但目前中国国内许多涉及民国时期赴外留学的研究,对中国人自费前往留学目的地多集中在东洋和欧美,而较少涉及大洋洲地区(主要是澳大利亚),即便是华侨史志也缺少侨乡的出国教育方面的记述。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之相关的档案十分难觅,而澳洲的档案则能为之打开一扇门。

这是一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解密之旅。粟明鲜旅居布里斯班,而所需查阅的档案则多在位于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空中飞人”式到达档案馆后,即使有电子目录检索,还需要从上千份档案中细细查找阅读,找寻与粤人留学相关的蛛丝马迹,更多时候翻阅的档案最终证实并无可用的记载,夸张地说,这类似于“大海捞针”。

“有时候一个上午翻几十份档案都没有发现有用的资料,这样的排除法又确实需要做的。这真是需要下苦功的,我估计没有多少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了。”


粟明鲜说,是对那段史实探求的强烈渴望支撑着他的努力。

除了堪培拉国家档案馆外,悉尼、布里斯班、墨尔本等城市的档案分馆里也散落着广东小留学生相关的档案,这让找寻需要耗费更多的功夫,包括时间、金钱的付出。粟明鲜也特别感谢邑大侨乡文化中心对项目出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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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邑人是留学澳洲“先驱” 淘金热后是留学热

经过数年努力,粟明鲜获取了数百份有效档案。据其介绍,这些涉及广东珠江三角洲赴澳小留学生的档案,主要文字为英文(仅护照申请表附有中文),包括了从其申请的中国护照、入境签证及离境日期、以及在澳期间学习包括转校情况等方面的文件及信函,涉及澳洲内务部、海关、公立及私立学校和中国总领事馆及中国学生护照的担保人等,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少数直至1940年代。这些看似枯燥无味的档案资源,粟明鲜却是从中找到关联,拼凑出一个个赴澳留学儿童被人遗忘的人生轨迹。

从档案所显示出的留学生籍贯来看,来自江门地区的又最多。粟明鲜介绍,如果以民国时的县一级单位来计,这些档案以涉及香山(中山)县和新宁(台山)县者为最,超过一百多个宗卷;其次则为新会县、开平县,恩平县则鲜见。去年,中山卷已率先整理出版,粟明鲜目前仍在努力找寻更多的四邑地区的宗卷,台山、新会由于人数较多,将独立成卷出版。

四邑地区赴澳的小留学生最多并非偶然。19世纪中叶澳洲淘金热始至20世纪初,四邑地区便有不少人奔赴澳大利亚淘金和做工,是第一代移居澳洲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幼童留学热潮直接与此相关。

粟明鲜分析,民国时期的这波留学潮流,与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推行的歧视和排斥亚裔尤其是华人移民的“白澳政策”同样有密切关联。由于“白澳政策”的实施,20世纪初年后在澳华人人数急剧下降,澳大利亚人口统计资料显示,1901年在澳华人总数29267人,1911年华人人口为22753人,至1921年华人人口降至17157人,1933年更是降到10846人。

“这些留在澳洲继续生活打拼的华人,大都是取得在此长期或永久居留权者,包括少数已经归化为澳籍的华人。”粟明鲜介绍,这部分的华人在20世纪初年,生活普遍已经稳定,收入有了一定保障,他们也在此之后陆续回国结亲,生育后代,但由于限制华人入境的“白澳政策”,绝大部分澳洲华人只能将妻小留在中国。由于分居两地,子女教育就成为一大关注的问题,将其子女以及子侄辈申请前来澳大利亚留学读书,便是解决此项问题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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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政策几次变动 学校以中小学为主

这当中,留澳政策亦有变动。1920年达成的赴澳中国留学生章程,规定留学生抵澳后可豁免听写测试(免试纸),并主要由中国驻澳总领事馆主导学生护照和入澳签证的申请和办理。“就是说,如果中国总领事馆批准了申请,澳洲政府便核发签证,主动权在中方。”粟明鲜说。

但随着中国留学生陆续抵澳,在他们留学澳洲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学生来澳年龄及学籍的管理,英语学识能力等,之前章程也没有规定中国留学生来澳就读学校的性质,故大部分中国学生来澳所入读皆为公立学校,这与当时澳大利亚当局推行的“白澳政策”相悖。至1926年正式实施的修订版中国留学生章程,不仅对来澳学生年龄设限,最低为10岁最高为24岁,年龄在14岁以上的申请者则须具备基本的英文学识能力,来澳留学生只能入读政府认可的私立学校。此外最重要一点,澳洲政府收回了中国学生来澳留学的审核权,转由内务部负责,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失去了原先的护照和签证申请审核的主动权。

粟明鲜介绍,根据已经检索到的澳大利亚档案资料,这些小留学生来澳洲入学的年龄,大多在10至17岁之间,年龄小的有7至8岁甚至更小;他们在澳留学以就读中小学为主,亦有部分在澳就读商校(商学院)或技校(工学院),而由中小学攻读至大学的亦有,不过数量甚少。在留学时长上,短的则仅有数月一年,多则长达十年之久,甚至还有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滞留在澳时间更长者。

“不过总的来说,这些小留学生无论是否完成在澳学业,后来大都又重返故乡,只有很少部分人得以不同方式留居下来。”粟明鲜推断这当中应有相当一部分人最终的落脚地应是在香港,“那个时候从事贸易生意的有一定规模的话,普遍在香港设有分行,这些留学子弟由于拥有双语优势,对中西民情皆有了解,正是好帮手。即使家族并不经商,也有大量公司需要招募这样的人才。”粟明鲜说,自己也正在与香港的学界朋友联系,希望在港搜寻档案,以此进一步丰富这些赴澳留学生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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